《文汇报》威廉姆森 访谈20100701
发布时间：20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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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威廉姆森 访谈20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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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文汇报》近距离版面整版报道我校诺奖活动，该版面主要致力于高端访谈，长期关注我校主要论坛。全文转载如下。
题记：威廉姆森 “无形之手”引向诺奖
搁置一个多月之后，原定于今年5月份举行的“威廉姆森论道中国经济”学术活动，6月28日起终于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科状元”，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所到之处，都受到媒体的普遍关注。原先约定的媒体专访时间，已经不再可能是一对一的采访，而是多家媒体对他的“群访”。
幸运的是，在主办方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再协调下，在并不算短的午餐时间，本报记者有了与威廉姆森近距离单独接触的机会。放松状态下的威廉姆森吃着他熟悉的西餐，和记者聊起他所喜爱的运动、他的美满家庭生活、他的家乡和同学会，当然，还有他去年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生活：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终身伴侣
即使是在以中老年为主的诺奖经济学获得者中间，现年78岁的威廉姆森也不算年轻了。不过，在北京做讲演的当天，他身穿深蓝色衬衫，搭配明黄色领带，面对各种人的各类提问不停歇地做出回答，尽管脸上表情多数时候比较严肃，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他的神采奕奕。
之所以有充沛的精力，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直到现在仍旧保持着每周运动的习惯。他的运动项目不仅是高尔夫，还包括跑动非常多的网球，而且一打就是两小时。“我的膝盖受过两次伤，所以我必须小心一些。我原来可是进攻型选手。”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事实上，凭借经济学家的头脑，威廉姆森在体力逊于对手的情况下，有时候仍能赢得比赛，据说，他能够记住每个对手的弱点，然后加以分析，从而决定自己的打球路线和角度。“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弱点。”他这样回应道。
周日，威廉姆森会和太太一起搭档打球，“她比我打得多，她的抗伤害能力也比我强。”不过这一次，太太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使他不得不推迟了原定于5月份的中国行。从他话语间提到太太的频率，听得出来，他们夫妻俩的感情非常好。他的高中同学说起威廉姆森时，“有个好太太”也是经常会被提及的。对此，他也直言不讳：我的确有个好太太。“你知道吗？每当我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赠送寄语时，我固然会讲到教育背景、学术研究之类的事情，但到最后，我总是不忘提醒他们，一定要为自己找个好的终身伴侣。一个好的伴侣很重要。我太太就是我非常重要的支柱。”
威廉姆森夫妇共有5个孩子。他说，在他那个年代，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在美国家庭非常普遍，只不过做父母的需要努力工作来养家糊口。在这次北京讲演的活动现场，当听众习惯性地追问他的理财之道时，威廉姆森稍有迟疑，然后如实回答说：他自己的理财办法不多，更多地可能还是要靠一些理财专业人士。
“我们有些不错的关系。有次我见到一位理财经理，他们的总裁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说，我是不是投你们这儿？是投资股票还是其他什么？你们有什么建议？他说，你可以投资一些指数基金，比如500强公司的指数基金。那是1978年的事了。那个时候如果听从这位专业人士的建议，到现在的回报会很丰厚。我个人的理财经历和成就可能也仅限于此。”
高超的理财艺术不一定就是诺奖经济学家的强项。不过，听说有些中国同行由于抚养孩子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而拒绝生第二胎时，威廉姆森还是很惊讶：“孩子也能带来好处，那就是快乐。你难道没有觉得有乐趣吗？”他反复追问。
威廉姆森的这种不解，也同他的经历有关，因为他非常享受家庭生活。“我在威斯康星有一个避暑别墅，暑假的两个月，我会在那里度过，即使假期可能也会有工作，但我从来不会工作到晚上六七点。”威廉姆森和家人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在那里，我会一周打两次球。”
美国的威斯康星对于威廉姆森的意义还在于，一个名叫苏必利尔的小镇是他的真正故乡。现在，当记者问起他的家乡时，他常常会反问：你说是伯克利，还是威斯康星？而苏必利尔这个至今仍旧只有3万多人口的小镇，才真正留下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他如今会经常回忆起他的高中同学们，“我们大多数人都离开了那里，我们大概5年、10年会搞个聚会，大家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今年该是我们离开那里60周年的聚会了！”
想必，这次聚会，威廉姆森会成为主角，他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学术：即使不获诺奖名声也早已响当当
威廉姆森是和作为政治学家的奥斯特罗姆一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和奥斯特罗姆获奖之后的狂喜相比，威廉姆森可以说相当平静，他在接受诺奖官方网站的采访时语气平和，15分钟采访时间里，他只是耐心地解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声调没有丝毫改变。可能有无数人问起过他当时的心情。这次来北京讲演，在午餐桌上他主动同记者讲起：早在2008年9月，他参加诺贝尔基金会在斯德哥尔摩组织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并不很常见，两三年可能才举办一次。那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经济组织，这恰好是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当时就有人说，这可能是种信号，威廉姆森可能会因此获奖。结果，这种说法一年后应验。
获得诺奖前，他专注于自己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不为多少圈外人熟知，也很少在媒体前抛头露面。不过在学术圈里，即使没有诺奖，他的名声也早已经响当当。在以引用率作为衡量学者学术创新和影响力的学术圈中，威廉姆森的排名遥遥领先。2006年，一位客居英国的学者根据权威的SSCI-ISI的统计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威廉姆森论著的被引用次数直线上升，不仅超过了科斯和诺斯，甚至超过了凯恩斯等人。
诺奖委员会这样描述威廉姆森的学术贡献：他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为什么有些经济交易发生在公司内部，而另一些类似交易却发生在公司之间的市场上。这一理论告诉人们，如何在组织内部做出最基本的选择，即什么时候应该把决策的制定放在组织内部，而什么时候应该让市场来解决问题。
此次中国行首站，威廉姆森即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介绍了他的这一研究领域的前世今生。和传统古典经济学仅仅将企业作为市场的最小单位来进行研究相比，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等于是解释了企业这一“原子”内部的质子和中子是如何运动的。
在威廉姆森之前，这一领域的最重要学者应该是1991年的诺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他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及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命题，揭示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这一经济学奥秘。
而威廉姆森的开创性研究，则是在前辈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基础上，真正对交易成本做了精确定义和深入剖析。他认为，人们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和“资产专用性”，共同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简单来说，就是为了防止交易可能带来的损失，人们在交易时必须付出额外的成本。围绕交易成本，威廉姆森的研究涉及到了企业理论、兼并收购、公司融资、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由此，他所搭建的理论框架也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
此外，威廉姆森还积极促进了跨学科的互动与研究，他把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乃至心理学多学科的融合，作为推进他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威廉姆森并非一帆风顺。早年，他仅仅就读于一家社区学院，学习该学院和麻省理工合办的课程。后来，他还在斯坦福大学里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化学工程。尽管如此，他说“似乎还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我走到今天”。而那些看似并不相关的学术经历，对他后来横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研究都大有帮助。正因此，他获奖以后在各个场合的讲演，都会提及一长串的感谢名单，包括他在卡内基学院不同学科的同事、在美国反垄断部门的同事，其中有的大名鼎鼎，有的却不为人知。
大多数时候，他依然本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破例给已退休的他保留了办公室，每周四下午4点多，在哈斯商学院C325室召开的制度分析研讨会上，人们还是会看到他的身影。一如从前，他默默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大家发言，偶尔才发表点看法。
实践：为破解中国企业问题提供了解释维度
这次中国行，他将先后访问北京、成都和深圳，同中国的经济学同行及企业家展开广泛深入的对话。对于中国，威廉姆森其实并不陌生。早在1987年，他就和太太在中国待了一个月。当时首站也是北京，在中国社科院开了几场讲座，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大概在北京待了两周，学生们非常热情，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问题。”20多年后的这次中国行，在讲演开始前，他也不忘再次表扬他的中国听众：“我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都做过各种各样的系列讲座，但是，在中国的系列讲座总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至今，他已经先后四次来到中国，去过上海、广州、香港等多个城市，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有过比较充分的接触与交流。尽管如此，他还是坦言自己在学术层面上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研究，在这次讲演后同中国学者和企业家的互动中，他甚至一度有点沦为配角的感觉。他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自己只能描述一些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高速增长，城市日新月异，变化很大。但这些只是主观感受而已。“我想，我的年龄和精力可能不允许我再去做深入研究了。”
而在中国，但凡对经济学理论有所研究的，对威廉姆森早就并不陌生。这次北京讲演现场的另一位嘉宾、北京大学国务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提到：“我以前听过威廉姆森先生的讲座，二三十年过去了，我觉得今天听懂的部分比那时候大大增强。”除了亲耳听到威廉姆森的讲演，更多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者通过其著作认识了他，如今，威廉姆森的主要作品早已翻译成中文，新制度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威廉姆森的著作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书。
过去30年，威廉姆森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更是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交易成本、非正式合同、治理结构等概念，都是中国经济学文献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热门词汇。在威廉姆森此次来中国之前，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对他的企业理论如何落地中国，早已有了一番热烈讨论。可以说，对于破解中国的企业问题，威廉姆森的学说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释维度。
对话威廉姆森
文汇报：“有限理性”和“投机”，是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中的两个关键词。在您的一些核心概念提出几十年之后，尤其是经历了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您的一些基本观念是否有所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投机天性是否更加严重了？
威廉姆森：在经历那么长的历史过程后，人们的投机行为是否比以前更严重，对此我并不能确定。但是关于人类行为，“有限理性”概念应该已经确切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人们有理性的愿望，但是资源有限，为此，人们就需要处理不完全的信息。当然，机会主义并不一定会持续不断地出现。
以合同为例。如果合同是由两个不同组织之间签订的，双方有不同的目标，两者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可以想象，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人们总是会让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发展的。这听起来让人有点泄气，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来对付。如果你能够及早发现，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极有可能出现对你不利的结果并可能让你遭受损失，意识到事情可能和你一开始的既定目标相悖。在此，需要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收益，而应该是双方的收益。这是基本要求，但是可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于经济学来说，双方都得益才会带来人们的自愿交换。如果价格合适，交易的双方就会达成交易，并由此简化交易。当人们意识到大家都可以从交易中获益，就不会有担心了。比如，我有专业的知识，你有一些特殊需求，我可以满足你的特殊需求，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将我的知识用来满足你的需求，这样，双方都会变得更好。
当然，也存在风险，从而可能导致交易不成功。我们喜欢做也经常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做出了可信的承诺，这种承诺可以将一种本来并不存在的信心注入到交易中去。这样一来，人们对双方的收益有了更好的理解，也就会倾向于调整自己来应对风险。如果你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可信的承诺结合在一起，就是个好的契约结果，有助于实现你的预期收益。我们说，机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字眼，但是它可以给你个提醒，帮助你意识到问题所在，让你及时防范负面的结果。
文汇报：企业的薪酬计划备受全社会的关注。企业经营者因为过多的经营自主权，会不会倾向于自抬身价？比如，许多企业对高级管理者设定了“金伞”（GOLDEN PARACHUTES）计划，却对普通员工的收入很不重视。另一方面，为什么我们已经支付了这些华尔街高官相当的高薪，仍旧没有办法防止他们犯错？
威廉姆森：我们要看清楚高薪存在的大背景。如果我是基金经理，非常有才华，也有个非常好的团队，即使我们和其他任何金融组织没有紧密联系，他们也没有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持，但是整个行业都会知道，我有在金融咨询机构里做经理的才能。棘手的问题是，如果我所服务的公司拒绝将基金管理所得收益的一部分，比如说50%付给我，那么，我就可以带走整个团队去自己创业。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拿到收益的80%，把另外20%分给下属。运行这样一个公司是可行的。行业内会出现接二连三的竞争，如果我真有才华，并且有好的声誉，就可以取信未来和我签合同的人。
所以，金融业会更多地倚重那些高级管理人的表现，到年底的时候如果赚了很多钱，实现了合同所约定的要求，他们就会分钱。而那些首席执行官呢？很多人认为，他们似乎并没有创造财富，他们只是管理着公司，并没有资格拿那么多奖金。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当然，还是有一些改革的余地，比如，那些首席执行官应该说明，你的贡献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可以拿那么多高薪；并不能以为下属拿了高薪，CEO的薪水就一定要翻几倍。
给这些企业经理人以高薪，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高薪可以把这部分人约束在公司里，防止他们出去自己开公司。如果公司放任这些人自己创业，同行业里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从而把原来的行业高薪摊薄。把竞争对手束缚在公司里，是高薪存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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