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根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入职时间:1986-07-01

学历:博士研究生毕业

性别:男

学位:博士

在职信息:在职

毕业院校:香港中文大学

学科: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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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高考:扩招“大跃进” 高校尴尬陷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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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7-07-12

发布时间:2007-07-12

文章标题:反思高考:扩招“大跃进” 高校尴尬陷怪圈

内容:

反思高考:扩招“大跃进” 高校尴尬陷怪圈
 
记者:刘海宏
华商报,2007年07月12日
接连8年的20%左右的扩招后,高校似乎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学费太高、教学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出现问题、高校需要体制改革、课程改革……所有舆论矛头指向这项几年前曾让千万学子为之振奋的扩招制度。
  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说,高等教育扩招有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但各种教育不平等现象、收费增长过快的现实却将这种公平性抵消,“无疑是通过税收机制将穷人的钱给了富人”。
  精英失业
       “扩招后,研究生多如牛毛!”
  5月24日,西北大学研究生王芳(化名)决定:和陕西一地级市师范学院签约,虽然城市比不上西安,但可以当一名有编制的大学教师。但是,她的决定遭到了几个同学的反对,“你的观念太传统了,先选大环境,再选小环境!”
  决定是迫于父母的压力。王芳来自农村,身上寄托了父母更多的希望,工作找的如何则意味着全家人这十几年省吃俭用供自己读书是否值得。这一点,王芳心里明白。
  十年前,对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说,毕业后进大学或科研机构是理所当然。但现在不同了,“扩招后,研究生多如牛毛!”一切改变来自1999年的那项名为“扩招”的制度改革。
  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工作的经济学者汤敏和夫人左小蕾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发展经济,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他们向国务院领导写信建议:在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
  据汤敏估算,高校扩大招生每年预计可增加1000亿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一至两百万新增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从而缓解因金融危机而带来的就业压力。
  建议很快被采纳。1999年初,有关部门拟订了一个招生计划,当年招生人数比上年增加20%多。此后,高校招生人数一改稳步发展的常态,开始了扩招“大提速”:2000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人数为221万,比上年增加61万,2001年招生268万,2002年321万,2003年382.2万……2007年567万。扩招的势头同时蔓延至研究生,有数据统计,本世纪最初五年,研究生招收数量已达109.8万,大大超过了1978年至1998年20年的总和。
  王芳所在的文科大系,2002年硕士研究生仅招了7人,2003年20多人,2004年33人,2006年突破60大关,而这样的势头还在继续。
  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下属精英教育阶段,15%到50%是大众化教育阶段,50%以上便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而我国,早在2005年,毛入学率就已达到15%,高等教育提前从精英教育过渡到了大众教育阶段。从1998年的5%左右到15%,加速发展仅用了7年。
  过快的增长速度让社会的吸纳能力难以承受,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渐显现。据有关部门统计,扩招至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基本维持在70%,但随着入学基数变大,“毕业即失业”的绝对人数逐年在增加。
  “当初,扩招单纯是从经济上考虑的,为了拉动内需。”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说,“但这个扩招速度显然太快了,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
  王芳和班里的30多个同学,九成以上都希望能进高校当老师,但可能性不大,“现在都要博士,硕士希望太渺茫了。”于是,他们开始挤招聘会,和本科生抢饭碗,但失利了。
  “听说,今年我们专业的本科生就业率还可以,但是,我们班至今还有21个人工作没着落。” 
       教育脱节
  到用人单位,发现所学的都用不上
  早在三月份,就有媒体发布消息称,今年首次出现研究生就业率低于本科生的势头, “ 这是因为大规模扩招的本科生和扩招后的研究生撞车了。 ” 陕西师范大学一教师解释。 “ 实际上,硕士研究生被夹在中间,高不成低不就!学成出师,既不甘心找一个比本科生还差的工作,又达不到博士生的要求,处于两难境地。 ” 王芳的同学李丽(化名)说。
  迫于就业压力,有的导师便建议自己的学生 “ 考博 ” ,延迟就业,但学生的反应很强烈, “ 绝不考了!谁知道四年以后就业形势怎样呢,到时候,说不定博士扎堆,就算是精英也可能真的找不到工作。 ” 一学生抱怨。 “ 我们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 王芳说,学历越高,给自己限定的求职条件就越多,但符合心理预期的岗位却不多。 “ 可能是脑子读书读得生锈了,和本科生站在同一就业平台上抢工作,反而觉得没有人家反应灵活,感到自卑! ”
   2006 年,被舆论界称之为 “ 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 ” 的汤敏在合肥一公开场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前中国教育所要解决的应该是主动与市场对接,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当前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严重脱节,人才的知识结构、层次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吻合。
  那么,市场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有学者称,中国目前还处于第一次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此对应的初等人才、熟练工人占主要地位,中间层次相对较少,高端人才需要的更少。 “ 中国的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教学型大学,每种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培养人才的目标。 ” 陆根书说。
  一网友说: “ 但事实上,有些高校不清楚自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本校学生拿什么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去竞争,而是一味地向榜样北大、清华靠近,中专改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院校又加紧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大学办成了一个模式,就好像工厂里批量生产产品的生产线一样,生产的产品都一样。共同的特点是动手能力差。 ”
  在高等教育扩招的挤压下,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大为削弱,有数据统计,自从扩招到 2005 年,职业教育的比例从原来的 58 %缩减到 38 %,市场上出现年薪万元招技工的 “ 怪事 ” “ 学校教给我的是如何搞研究,如何当一个学者,但用人单位却需要下车间或者种田的人,如何满足? ” 王芳的同学刘燕(化名)说,到用人单位后,发现学校所学的东西全都用不上,啥也不会, “ 真是教育的失败! ” 也有人说,当前的高等教育是在用精英教育的体系完成大众教育的任务,从长远来看,这种体系是有问题的。 “ 部分高校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 陆根书说, “ 五六年前,交大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了,先后建立了 10 个基础实践基地、工程研究中心,现在又搞工程坊,为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适应市场需要。 ” 但是,不同的学校实施的程度参差不齐。
  另一个堪忧的事实是,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但是接受收费教育的大学生和家长在短时间内很难从 “ 天之骄子 ” 的精英教育阶段的就业理念中摆脱出来。 “ 大学生找工作并不难,难的是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有些地方、工作岗位根本不愿意去。 ” 一本科生坦言,他的很多同学找工作时给自己限定了很多条件,诸如不是省会城市不去、不是东南沿海城市不去之类的,宁愿在北京拿月薪 1000 元,也不愿去西部贫困地区收入 2000 元。
  在这种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的求职底薪一降再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数据令人惊讶: 2006 年,农民工的月薪平均预期是 1100 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为 1000 元。
  国家发改委称之为 “ 结构性就业难题 ” ,其实,私营企业每年都会增加几百万个就业岗位,但大学生喜欢去的教育、科技、国家机关增加的岗位相对较少。
  有人将其归结为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快的让大学生来不及转变就业观念,各种就业矛盾才会随之出现。
       扩招怪圈
  用扩招 “ ” 扩招引发的经费缺口
  扩招同样让高校自身措手不及。
  陆根书说,起初扩招出于经济目的,拉动内需,是政府行为。但一旦扩招起来,规模就很难控制,过快的扩招速度引发了师资力量不足,教室、宿舍、实验设备等硬件设备紧张,包括大规模的校区扩张,根源也在于此。
  据了解,国外高等学校平均师生比为 1 14 ,我国目前的师生比约为 1 16 ,但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行政人员,各校情况不同,行政人员和一线教师比也不同;另外,迫于学术压力、兼职等原因,一线教师花在探索教学上的精力在减少。
   “ 如果三个年级一起算,我们系的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在 1 18 人之间,而以前,导师最多带两三个。 ” 王芳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充满了抱怨, “ 三年的课程几乎在第一学年就学完了,研一准备审考、进入英语复习大战,研二仅开了两门课,很长时间都没分导师,导师分了却找不到人;研三没有课程,一边准备论文,一边忙着找工作,三年就这样荒废了 ”
  人们发现,扩招后部分高校教育质量似乎降低了。
  事实上,早在三四年前,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就已经先后宣布不扩招,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说: “ 西安交大这几年不但没扩招,招生人数反而有所缩减。 ”“985” 高校( 1998 5 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 “ 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 随后教育部决定在实施 “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 中,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 “985” 工程)基本上是零扩招。
  二本、三本类的普通高等院校占了扩招的大多数份额, “ 比如江西九江学院有三万名学生,而西安一理工类院校由扩招前的 8000 余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两三万人,不少高校有 4 个甚至 6 个新校区和合作办学点 ”
   “ 不同学科的扩招增长比例也不一样,偏文科的专业多一些,而理工科受制于实验室等硬件设施没法随意扩招。 ” 另外,市场上兴起的电子、计算机等热门专业,各大高校都铺天盖地地开始扩招。西安某高校的播音与主持专业每年招收艺术类本科生 80 名,同时,自从国家增加 “ 三本 ” 录取批次以来,该专业 “ 三本 ” 招生人数以 50 名、 100 名、 150 名的速度增加,而本市其他学校的该专业也陆续开设招生。
  其实,热门专业招生 “ 过热 ” 所引发的就业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即使国家在 2007 年将扩招的比率控制在 5 %,但绝对人数的增加仍相当惊人。
   “ 大规模扩招的责任其实不完全在高校,国家承诺 2000 年教育财政占 4 %的目标到现在都没实现。 ” 陆根书说。早在 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规定 “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GNP )的比例, 2000 年达到 4 ” 。但在实际执行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 GNP/GDP 的比例始终没有达到 4 %, 2000 年仅占 2.87 %;历史上该比例最高点是 2002 年的 3.41 %。 “ 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扩招引发的经费缺口怎么补?有些学校只有通过继续加大扩招力度来产生规模效益。 ” 高校扩招已经陷入了一种 “ 怪圈 ” 中。
高校=高收费?
  老百姓很愿意对高等教育付费
  近些年,伴随着扩招,高收费已经让不少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由免费到部分收费再到全额收费的过程。2007年,师范类专业又重归免费教育。
培养一个大学生到底需要多少成本?
陆根书说:“从家庭支出角度讲,不同专业学费有差异,一般的四五千元,理工类高于文史类,艺术类更高一些,学费9000多元、住宿800元、每月平均300元伙食费,加上一些其他的日常开销,平均一年1万余元。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学生的花费差异很大。”
  “但学校成本,很难划分清楚。”他们所的研究生曾经试图以交大为调查对象,对高校的成本进行划分,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学校的支出包括教职工工资、教学、科研、服务等,比如一个教师,既培养本科生又承担某些科研任务,这个比例怎么划分?”
  有人说,目前高校财政收支是一本不透明的账。早在几年前,在那场因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引发的风波中,就有人对越来越多的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资源配置的不透明提出质疑,“公开财务预算,公开18个亿的投向”、“教育部每年给那么多钱是怎么用的,都花到哪里去了?”
  陆根书说,高校每年庞大的支出中,实际上学费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作为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学者,陆根书一直关注高等教育扩招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并完成了一篇《论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的论文。
  他认为,扩招客观上有助于从长远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但进行高等教育扩展所需的财政资源究竟由谁来支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却趋于下降,以至出现全球性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成本回收(收费)来调动私人资源来支持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
  “我国的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程度颇高,如果对高等教育实施一定程度的成本回收——适当收费,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收入分配越趋于公平。”也就是说,实行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收费),并把由此获得的资源投放到小学、初中和高中或者用于发展高等教育,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善教育系统中公共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公平程度。
  但从另一方面讲,由于中等收入者家庭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对学费的弹性大于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即在收费条件下,“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并不一定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他们在选择高校和专业时,却表现出与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不同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又使得他们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但是,对于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如果公共资助的高等教育通过税收机制把穷人的收入转移给了富人,这个系统显然是不公平的;教育不平等等现象也将扩招的公平性抵消。”
  陆根书认为,高等教育发展至今,作为国家和教育部门应该反思的问题是:当前的高等教育高收费是否可行,收费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了。
“我们的研究发现,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付费意愿非常高,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特别大。但是,付费是要考虑能力的,如果学费上涨的幅度和家庭收入上涨的幅度一样,则影响不大;但现在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学费上涨的幅度过快了。 ”
教育方向
  高等教育大众化及主动对接市场
  一方面,学费让不少家庭不堪重负,另一方面,现今大学生就业出现问题,有人开始担心,如此下去,是否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陆根书说: “ 现在毕业的大学生和 ‘ 精英阶段 ’ 的大学生相比素质上是有差异的,如果求职心态还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以 ‘ 天之骄子 ’ 的心态要求提供好工作肯定很难,心态调整好了,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到 2000 年,我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 北大上世纪 90 年代做过调查,回报率 11 %左右,银行利率才百分之二三吧,相比其他行业,应该算不错了,扩招后这几年没有做过调查,以前几个岗位等一个人,现在几个人争一个岗位,供孩子上大学的回报率肯定会受到一定影响。 ”
  类似情况在印度也曾出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相当快,也出现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
  陆根书认为,虽然扩招让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受到影响,个人和家庭可能因此受到损失,但从长远来讲,这些人才是否真的难以发挥作用或者何时发挥作用,都还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整个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在提高,而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至关重要。
   2005 年,教育部长周济在 2005 年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 2020 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 %的目标。但显然扩招的步伐正在放慢, 2007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科计划招生 567 万人,比 2006 年增长 5 %;研究生计划招生 42.4 万人,比 2006 年增长 6 %。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摆在高校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教育投入跟上规模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转变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就像提出扩招建议的经济学者汤敏所说的:当前中国教育所要解决的应该是主动与市场对接,适应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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